又忠实效命于私门的士人。于是，以召贤为名的养士之风便不期然兴起，门客现象随即风靡天下，在战国之世达成高峰。除了秦国权臣，山东六国的权臣贵胄几乎是人人皆有门客。多少权贵门客盈缩，多少门客朝夕成名，此间故事实在不胜记数也！而门客数以千计者，则当数战国四大公子——信陵君魏无忌、孟尝君田文、平原君赵胜、春申君黄歇。此四人先后在本国成为一时权臣，又同时襄助苏秦发动第一次合纵抗秦，之后更成为合纵主导人物，名满天下权倾一国，所养门客缩则三两千，盈则五七千，几成一旅之众，私家势力之盛令人咋舌！

有此四端，山东之朝野风习自然大异于秦国。

其时，山东风习之最鲜明处是商风浓郁崇尚浮华，而秦国民风却是重农重战简约质木。诸多为当时名士所指责的糜烂世风，都源于山东六国弥漫朝野深植国人的商业营生。从根源上说，自春秋商旅大起，历经四百余年，中原各国的商人商业之盛已成空前高峰。各大都邑商市繁盛，官市民市皆成气候。临淄之齐市、大梁之魏市领风气之先，交易之盛几无任何禁忌。陈城之楚市、新郑之韩市、邯郸之赵市、蓟城之燕市，虽先后曾有盈缩，然也不乏浮华繁盛之风。若再加上曾经闪烁流风的宋市、卫市、鲁市、吴市、越市、草原胡市等，说商风弥漫天下亦不为过。是时也，人无论穷富，官无论大小，尽皆千方百计钻营商道以富家。所谓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诚如是也！历史地说，战国商风之盛，其后两千余年直到中国进入近代之前，始终无法望其项背。

此等浓烈商风之下，珠宝、娱乐、博彩、赛马、娼优、珍奇器物、珍禽异兽、奴隶交易、贵胄酒店诸般奢靡行业大起，浮华衣食崇尚器物积为风习，高台广池豪阔营造流行官场，侈糜之风弥漫朝野，一时大开亘古之先河。其间根本处，在于寻常庶民大肆卷入商道，居住在都邑城堡的“国人”尤其孜孜于商事，不惜出奇致富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非但历数了春秋战国的赫赫大商，且罗列了寻常庶民以商致富的“奇胜”之道：“夫纤啬筋力，治生之正道也。而富者必用奇胜。”所谓奇胜之法，便是富人不屑为之的卑贱商路。《货殖列传》列举了当时专执贱业而致富的“奇胜”之业之人：掘墓本奸事，田叔借以起家；博戏为恶业，桓发操其致富；串街叫卖（行贾）乃贱行，雍乐成却做到了富饶之家；贩卖脂膏是屈辱营生，雍伯却累积了千金；卖浆为小业，张氏却富至千万；替人磨刀（洒削）本是薄技，郅氏却至鼎食之家；马医药方浅陋，寻常医家不屑为之，张里却大富起来…末了司马迁感慨万端：“由是观之，富无经业，则货无常主，能者辐辏，不肖者瓦解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巨万者乃与王同乐！岂所谓‘素封’者邪！非也？”也就是说，致富无恒常之业，财货无恒常之主，能者聚集财富，平庸者崩溃产业；千金之家的富贵堪比都邑高官，万金之主的享乐可比诸侯国王，简直就是没有正式封号（素封）的王者贵胄！难道不是么？

人皆求商，邦国风习自然无敦厚可言。

后世史书对各地风俗虽都有详略不同之记载，然对战国风习的分国概括描述，仍当以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最为贴近翔实。诸位看官且来看看前述文献对各国民风民俗的描述：

纵横家苏秦描述齐国云：“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、鼓瑟、击筑、弹琴、斗鸡、走狗、六博、蹋鞠者。临淄之途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；家殷人足，志高气扬！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的描述则是：“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人民多文彩，好贾趋利…齐人宽缓阔达，贪粗好勇。足智好议论，地重难动摇。怯于众斗，勇于持刺，故多劫人者，大国之风也。其中具（聚）五民…游子乐其俗不复归，故有五方之民也！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则描述云：“齐俗多靡侈，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，号为冠带衣履天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