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国人也有好的，像纳梵先生，我想他的人格是毫无问题的。我喜科学家。

他微微地笑着，他稳重像一座山一样，他是这么可靠，任何女人看了他，都想：嫁给他必然是不用再担心任何事了。

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，这真有残忍。据罗莲说，在外国生活，不残忍是不行的。我倒不觉得，至少我没有那样，我也活得很好。

他去年一直说：“你知我在哪里，有难题请来找我。”

斑克先生来了，看见我，趋向前来，握着手，眉开笑：“啊，乔，你多么乖，坐在气边，在温习吗，不冷吗？”

老师们很晓得我这个人。他们要找我，就到图书馆，我好歹坐在那里，无论看什么书都好，我都坐在那里。

他不叫我“乔”不叫我的名字。别的教授一天到晚叫着我。他也不名，不过凡是他的课，讲室总是客满的，他不把我们当孩。

妙地红了起来。

他们的意思是，那是你心的教授。

罗莲念到最后一年，笑话自然更多。

他们问我：“你去年回家了吗？”又问“今年回不回去？”我总是老实地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

去年学生罢课，只有我一个人上学。老师看见我，心怒放。我坐在图书馆里读笔记。

罗莲叹：“真了不起，连缺憾都有了。”

在饭堂里休息着，他来买咖啡喝，排队排在众学生当中，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。

我笑一笑。

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，或是印讲义，他总是忙的，我在一层层书架后面看着他。心里面很定，纵使有什么事，大概可以找他帮忙。

纳梵老师手臂下夹着一堆书，从图书馆里回来？他是这样的大方、和蔼、有教养、学问好、心情好，风度翩翩，穿着那么旧式的西装，普通的鞋，一不打扮，那姿态，却是惊人的好。

我们这间学校小，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，不超过一千，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，这是小大学的好，那么每个教授都认识我。

我笑。发神经了，他把我当三岁小孩了？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，匪夷所思。

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，老是侧着脸，开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，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。读大学的时候，他玩式足球，被同伴一脚踢在上，昏在草地上，了医院，来的时候，一只耳朵就聋了。

他这个学期三个月没有教我们，过了圣诞才教。

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。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

我却听得津津有味，他毕业于诺丁咸大学，罗宾汉没的地方。虽然也是科学家，他没有那MIT，CIT的莫测，他不是在上的，他有那民间的贵气息，我喜他。

我不大懂得他们的幽默，动不动就大惊失，信以为真，他们倒是很欣赏这天真，我自己真懊恼这迟钝，直到今年，那呆瓜劲儿才改掉了一，然而还是惹笑。

难怪人家说：最危险是让丈夫去教女大学。念大学那年纪，多数是无法无天的，不危险也变危险了。一年来大半学生都找到了对象，只除了我，我没有男朋友，也没有人。

但是这么多的老师，我反而与他最不熟。

新近规定，凡学生上课次数少过百分之七十五者，不准参加考试。他不，他觉得学生该有自律能力，名没有用，得再凶，那些逃学学生还是逃学去了。

她对我说：“你晓得考莱小？每星期四她都有一课，但是大家礼拜三玩得七荤八素，星期四哪里起得了床？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，她等了一刻钟，不见第五个人影，冲下去报告校长，哪晓得一走，就又来了六个，气得她什么似的！哈哈哈。”

他们都叫我放心，纳梵先生快要副校长了，走不了的。

罗莲有一个男朋友，是奥地利人，她是很起劲的，天天一封信，还说圣诞要去看雪。我觉得欧洲人不过如此，想免费游东方，最好不如娶一个东方太太，或是嫁一个东方来的丈夫。欧洲这么冷，去享受一下带的温馨，有什么不好？在这里读书的学生，家里都不会太差，他们也就是看中这一。依我看来，中国女孩除非长得特别，否则不必与外国人混，得不到什么好。

罗莲说

学期开始的时候，所有的教授都坐在台上，独独他不在，我就到问：“纳梵先生在不在？”

同学说：“你看，那是你的纳梵先生。”